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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布时间:2006-10-26 16:43:45 编辑: 阅读:
高 旭

    高旭(18771925),原名垕,更名堪,字天梅,号剑公,别署江南快剑、钝剑、汉剑、枕梅、慧子、慧云、哀蝉、爱祖国者、秦风等,张堰人。生于光绪三年三月五日,幼时和其叔高燮(吹万)一同受业于宿儒顾莲芳。高旭生当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,青年时代即不满清廷的腐朽统治,痛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,崇拜岳飞、文天祥、洪秀全等“百折志不迁,仗义逐胡虏”的民族英雄。22岁即开始写诗,反对帝国主义侵略,指斥清廷卖国。

    他的诗,豪宕奇纵,热情奔放,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,并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相连。南社发起人之一的陈巢南作有《高柳两君子传》,称高旭“以诗鸣,意气傲岸,自负弘远,喜饮酒,长于雄辩,醉辄侵其座人。捉笔为诗歌,缠绵数十百言立就”。

    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唐才常等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反清,失败被杀,高旭闻讯,痛愤万分,作《闻汉口近事感赋》:“落日麾戈气肯降,汉儿发愿建新邦,……楚弓不许秦人得,热血横飞恨满腔。”同年沙俄强占东北三省,贿赂李鸿章,签订《中俄密约》,强迫清政府承认它对东北的独占。高旭愤然写道:“东三省地非我有,盖棺论定果谁咎,李合肥(李鸿章为合肥人)殆祸之首,甘向伪廷作走狗,刀在腹中蜜在口”。“咄咄一俄,足覆我国,何况数俄,强食弱肉,……为国前途,放声一哭”。

    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在《清议报》发表《唤国魂》诗,署名“江南快剑”,是迄今已知最早见于报章的高旭诗作。

    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九月,与其叔高燮,其弟高增叔侄三人在张堰共同创办《觉民》杂志,以诗文鼓吹革命,启发国民觉悟,号召人人负起救国之责任,发行遍及南方各地,借此联络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,影响深远,为南社的创立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。

    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高旭元配妻子周红梅去世,遂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。次年(1905年)孙中山从欧洲抵日本,筹组中国同盟会,高旭结识孙中山。7月30日出席同盟会筹备会议,并正式加入同盟会,8月28日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,被选为江苏省主盟人。同时,在东京创办《醒狮》月刊。该刊编辑及发行人署名为李昙,实由高旭主持。这一时期,高旭写了不少鼓吹革命,揭露清王朝的诗歌。提倡“不肖主义”:“我说为父者,断勿肖其祖,我说为子者,断勿肖其父”,意即后人应胜于前人,今人必须推翻旧世界,才能创造新时代。《爱祖国歌》、《海上大风潮起作歌》、《光复歌》、《逐满歌》等,历数清廷入关后的种种罪恶,高呼“堂堂大汉干净土,不许异类污腥臊,还我河山日再中,犁庭扫穴倾其巢,作人牛马不如死,漓淋血灌自由苗”。慷慨激昂,振聋发聩,感染力极强。吴县黄履平评曰:“发扬蹈历,唤起国魂,灵均复生,恐尚无此魄力”。为了激发民气,1906年,他还托名“石达开”,作《石达开遗诗》20首,有“只觉苍天方愤愤,莫凭赤手拯元元”;“吾志未酬人亦苦,东南到处有啼痕”等句。这部诗确实体现了石达开的精神面貌,一直使读者信以为真,可见高旭诗的魅力,一时风行大江南北。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,文艺评论家阿英(钱杏村)还以《辛亥革命文谈》为题,在《人民日报》上高度评价高旭的《石达开遗诗》“充满民族革命感情,气魄雄伟,发挥了很大的宣传作用。”他还翻译了《少女诗》、《战斗之歌》为中国早期仅见的译诗。

    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12月,高旭从东京回国,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,设机关于上海八仙桥,榜其门为“夏寓”,(今淮海中路1144号),藉以掩护。又办健行公学于西门宁康里,以《黄帝魂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为教材,培养革命青年,发展同盟会会员。时柳亚子(当时名亚卢)欲入健行公学读书,高旭却留他为国文教师,介绍他参加同盟会。并与柳亚子共同创办《复报》月刊,在上海编辑后,由高旭邮付东京印刷,再秘密运回上海发行,积极宣传革命排满,猛烈抨击清廷所谓“预备立宪”的骗局。与同盟会的《民报》并肩作战,和改良派的《新民丛报》展开了一场大论战。在论战中,《复报》立场鲜明,对传播革命思想,推进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,被誉为《民报》的“小卫星”。健行公学还秘密发行同盟会的《民报》,“夏寓”中经常举行同盟会秘密会议。革命党人往返上海,皆行止于此。健行公学遂成为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。这些革命活动引起清廷的注意,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两江总督端方下令禁止《复报》,并欲逮捕高旭,健行公学只得被迫解散。高旭杜门家居。是年秋,陈巢南组织“神交社”,高旭、柳亚子均为该社的中坚分子,三人经常函牍往来,诗词倡和,反复酝酿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,同时通过“神交社”的活动分别联络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巢南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。宣统元年(1909年)9月,陈陶遗、柳亚子至张堰访高旭,约定由柳亚子撰《社例》以定社事,由高旭撰《宣言》以定宗旨,由陈去病(巢南)撰启事以资召集。同年1017日,高旭在《民吁报》发表《南社启》,1113(农历十月初一)南社在苏州正式成立,高旭任诗选编辑员,在《南社丛刻》发表革命诗词《愿无尽庐诗话》、《未济庐诗集》、《钝剑词》等。

辛亥革命以后,高旭任同盟会金山分部长、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,不久被选为众议院议员。由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落入北洋军阀之手,袁世凯取代清王朝,建立了军阀官僚统治。高旭极为愤慨,其《元旦》诗云:“新朝甲子旧神州,老子心期算略酬……剧怜肝胆存屠狗,失笑衣冠尽沐猴”,尽管推翻帝制,但神州依旧,国事多艰,不少上层分子尽是沐猴而冠的政客!袁世凯阴谋称帝,高旭在《天铎报》上发表反袁文章。民国2年(1913年)3月,宋教仁遭袁世凯暗杀,高旭写《哭宋遁初》诗,“危哉亟亟大陆沉,内忧外患险象呈”,充满对革命前途的忧患之感。接着宁调元为组织讨袁军奔走,在武汉被捕,高旭在众议院发动22名议员通电营救。民国6~10年(19171921年)三度南下广州,参加孙中山召集的非常国会和护法军政府。民国11年(1922年)参加黎元洪召开的国会为议员。民国12年(1923年)曹锟贿选总统,以每票5000元收买国会议员,据郑逸梅《南社丛谈》称“天梅未能拔泥不染”,柳亚子电责绝交,并遭到南社社友的谴责。高旭因此郁郁寡欢,乡居不出,日夕借酒浇愁,终于在民国14年(1925年)7月7日患温湿伤寒逝世,年仅49岁。今人郭长海(吉林师范大学教授、南社史专家)对此则另有一说,他根据19211月至19233月贿选前高旭的一系列言行表现,认为高旭“是一直站在与曹锟相敌对的立场上的”、“他对于曹锟贿选恨之入骨,称曹氏所为是‘罪大恶极’。由此也不难看出,他是不会投上那肮脏一票的。”(《对辛亥革命与南社历史的新探讨》载2001113日《团结报》2463期)。

    高旭以诗词著名,著有《天梅遗集》16卷,线装4册,高基辑,傅熊湘、黄履平审定,1934年出版。收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至1919年诗1067首,词171,包括《未济庐诗》、《变雅楼诗》、《丙辰燕游草》、《丁已燕游草》、《徂东词》、《歇浦渔唱》、《箫心剑胆词》、《沧桑红泪词》、《愿无尽庐词》、《鸳鸯湖上词》、《微波词》、《浮海词》等诗、词集,著有《南屡劫灰录》。此外尚有大量文章、书信、佚诗等已被辑入《高旭集》(郭长海编),正在出版中。辑有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》收罗甚广,但诗稿已亡失。

    高旭亦擅书法,尤以行书劲挺秀逸,为收藏者所珍视。

    夫人何亚希,名昭,字亚君,为务本女学高材生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高旭在健行公学时经自由恋爱结婚。何亦隶南社,擅诗。建国后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,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因受迫害,拒食逝世。

    高旭生于秦山脚下高氏老宅,光绪末年在张堰镇飞龙桥筑“万梅花庐”,房前屋后,遍植梅花。柳亚子等为题《万树梅花绕一庐》卷。章炳麟手书“凝晖堂”扁额,书房“万梅花庐”扁额系林虎手笔,堂上有孙中山手书条幅。高旭大量著作均在此完成。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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